白居易简介资料一

　　白居易(772－846)，唐朝著名诗人，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称他白傅。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东北)。唐元和十年(815)被贬为江州司马，历时四年。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传说始生就会说话，能认识“之无”二字，五六岁就能懂得声韵，十五岁就能做诗作赋。十七八岁时，曾一次携带自己作的诗文到长安，特意拜访当时名士顾况，顾况见他年轻，起初瞧不起他，一眼觑卷上的名字“居易”二字，便戏笑他说：“居易、居易，长安米价昂贵，恐怕居住下来大不容易”。可是，当他翻阅到白居易诗卷第一篇，正是《赋得古草原送别》一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尤其读到其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顿时吃惊不小，极为欣赏称赞，便慌忙改口说：“有才如此，能作这样的诗真是难得，那就在长安居易不难了”。于是设宴款待，多方宣扬，白居易的声名大振。

　　白居易青年时期家境贫困，对社会生活和人民疾苦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德宗贞元十六年(799)考中进士。十八年应吏部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五月拜左拾遣。他的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是儒家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时他抱着“达则兼善天下”的政治态度，为民请命，勇敢战斗。曾提出“尊贤能以澄清吏治，薄税敛以安民生，罢兵革以苏民困”等主张。为了反对宦官吐突承璀做掌握兵权的“招讨宣慰使”，甚至当面指责唐宪宗的错误，引起皇帝的愤怒，幸有李绛(监察御史，直言敢谏，尤疾宦官专横)救助，才免于罪处。自元和三年至五年的三年谏官任内，是白居易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为了实现自己政治主张而进行勇猛战斗的时代，也是他创作上的黄金时代。他的最富于斗争精神的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的讽谕诗就是这时写的，其中《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等诗，锋芒尖锐，象连弩一样射向黑暗势力，使“权豪贵近者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元和八年，改任左善赞大夫，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专门陪太子伴读的闲官，并不符合他的志愿。他在给李绅的诗中，曾流露出不满情绪：“一种共君官职冷，不如犹得入高眠。”至元和十年，宰相吴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他激于义愤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而当时的权贵即以越职言事罪，将他贬为江州刺史，更有中书舍人王涯奏其“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白居易被贬到浔阳之后，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消极，开始揉合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知足保和”和佛家的出世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抵湓城不久，即于香炉峰与遗爱寺之间，建一草堂。这个草堂，前有奇松数十株、修竹千余竿，青罗为墙板，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詹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旧唐书、白居易传》)，真是贬官闲居的好地方。所以他准备“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就平生之志”(《九江史话》)。至于被贬为司马之心情，他说：“州民康、非司马之功；郡政坏，非司马之罪，无言责，无事忧。”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居易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泳，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攸(修)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贵遇之，不之责”(《旧唐书、白居易传》)。这些年，他往往是春游东林寺，秋登浔阳楼，或访陶渊明故宅，或观石门涧瀑布，或攀香炉峰顶，或闻鸟语泉鸣于遗爱寺，或乘风踏浪晚归彭蠡湖，尽览浔阳诸胜，留下诗文一百余篇。其中以《与元稹书》和《琵琶行》最为著名。《琵琶行》是借一个被抛弃的歌女形象，抒发自己沦落之感，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诗中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漂零憔悴、流落江湖的长江歌妓，一个是遭谗受贬的诗人自己。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但对封建社会的黑暗、不平，却有相同的感受。在浔阳江头，琵琶声里，他们的哀怨和激愤组成了一支凄苦的歌，唱出了他们的不幸，倾诉了社会的不平。从对被压迫、被蹂躏的弱女子的同情，揭露封建社会对才人、志士的打击和迫害。居易离江州不久，有人在浔阳江头送客处，建一亭阁曰：“琵琶亭”，以诗名亭，以资纪念。千余年来，历经兴废，地址数迁。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江市人民政府重建于长江大桥的东侧，占地面积3300平方米，为一仿唐园林式建筑。主体建筑琵琶亭，坐落在两丈多高的花岗岩石基上。亭六角双层，碧瓦红柱，翘角重檐，周围护以白石栏杆。金光灿灿“琵琶亭”三个大字的巨幅匾额，由当代艺术大师刘海粟书写。楹柱上有清代文人董云岩的集句联：“一弹流水一弹月，半入江天半入吴”。台内展出白居易诗文及其他江州的行踪图片。亭台前面的巨大石碑上，雕刻着毛泽东手书的《琵琶行》长诗。台院正中有白居易汉白玉塑像。两侧建有碑廊，镶嵌着历代诗人、书法家题咏和书写的五十六块碑刻，供游人欣赏。

　　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冬离开江州，前往四川任忠州刺史(今忠县)。元和十四年冬，穆宗即位，召回长安，拜司门员外郎，第二年，转主客郎中，知制造，加朝散大夫。他目赌宦官擅政，朋党倾轧，一般朝士，各有攀援，不愿卷入旋涡，自请外任，先后任杭州、苏州刺史。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退休)。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以诗酒咏佛为事。大中元年(846年)卒，终年七十五岁，赠尚书右仆射。江州人为之立祠。

　　在文学创作上，白居易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和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而别无寄托的作品。《与元稹书》是他的诗论纲领，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作出了重要贡献。早期的讽喻诗，是他提倡用诗歌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实践，其中有不少是同情当代人民痛苦，揭露统治者腐朽与残酷的作品。但是，到了后期，尤其是晚年，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早期的讽喻诗，他的诗歌也丧失了战斗性和光芒。他的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妇皆能听懂。他和元稹友谊甚笃，世称“元白”。著有《白乐天长庆集》。

白居易简介资料二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生于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于贞元二十六年(公元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白居易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将这一主张付诸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他的早期政治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寄予了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用辞尖锐，主题鲜明。其代表作《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影响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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