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高启死于非命，有多方面原因。世谓其诗作《宫女图》暗讽宫闱密事，而招来杀身之祸，纯属穿凿之谈。明初，复杂的政治环境让诗人产生了惶恐无助的心态。随之，其辞官不就的行为，被朱元璋视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举措。“魏观案”事发后，高启诗文中某些触犯忌讳的语句让明太祖动了杀机。朱元璋制造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还希望警告那些仍然感怀于元朝与张士诚政权仁泽的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明太祖屡兴文祸，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不与新王朝合作的士子。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启之死可谓明初江南文祸的滥觞。
　　高启是明初首屈一指的大诗人。赵翼说他“一出笔，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明初诗人第一”，良非过誉！然而洪武七年(1374)，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却在三十九岁时。被朱元璋腰斩于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后世学者在慨叹高启之生花妙笔般过人才气之余，亦常为其壮年即遭叵测的悲剧命运而扼腕。有关高启死因，比较流行的看法是：高启作诗《宫女图》暗讽宫闱之事，遭到明太祖的猜忌。高启又以年少不堪重任为由，坚辞户部侍郎之职，朱元璋遂对其怀恨在心。最后朱元璋借“魏观案”之机，曲解高启《上梁文》中“龙盘虎踞”之句为赞颂张士诚政权之意而杀之。笔者对此进行通盘考察，以为高启之死内情疑点甚众，并与明朝初年的江南文祸休戚相关。管窥之见，尚请方家指正。一
　　高启字季迪，号槎轩、青丘，长洲(今苏州)人。张士诚据吴时，高启居于吴淞江之青丘外舅周仲达家，因号“青丘子”。按照《明史》的说法，洪武初，他与同县人谢徽被举荐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洪武三年秋，朱元璋御阙楼，擢高启为户部侍郎；“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先是“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此时的高启还如此不识趣，可能当时朱元璋就动了杀念，但他终于忍了下去，并“赐白金放归”。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高太史启》中引《吴中野史》说：高启所作讽刺之诗为《宫女图》，诗云：“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钱氏还引用明太祖《昭示录》及胡美、李善长罪状为证。依钱氏所解，朱元璋灭陈友谅后，并收其姬妾，被胡美、李善长子侄所窥觇，有所染指。宫廷之事暧昧，诗意或许为此而发。最后一句可理解为：宫禁森严，有谁敢来？也可理解为：莫不是有谁来过？不管怎样理解，都似乎含有讽刺的意味。而且即使不含讽刺，描摹宫廷密事也不为上所容。南朝齐梁以后，描写宫廷生活的宫词逐渐衰落，并成为诗歌的禁区。唐朝尚能宽容。宋以下是决不能容忍的。倘若如此，“帝嗛之未发”恐怕是有道理的。
　　其实对于这桩公案，早有学者提出怀疑。洪武年间的李志光为高启作传时，仅云：“启谢事归里，适魏观守苏，甚礼遇启。启不得已，为其上客，遂连蹇以死。”李志光是高启生前好友，假如高启曾作宫词暗讽后宫并因此遭忌，李志光决不可能完全讳言。汪端在《明三十家诗选·高启诗评》中云：“虞山谓(启)以《宫女图》诗触太祖怒，假手魏守之狱。因引《昭示录》及豫章侯胡美罪状为证……。然按《明史·胡美传》，洪武十七年坐法死。二十三年，李善长败，帝手诏条列奸党，言美因长女为贵妃，携其子婿入乱宫禁。事觉，并伏诛。考其时，距青丘亡已十余载。则因诗而死之说，尤为无稽。”金檀在《高青丘年谱》中说得更为明确：“豫章侯事发，为洪武十七年，据先生没已几十载。李氏诸小侯之案，因胡惟庸事败后再为人续告，既而一并发露，事在洪武二十三年，去豫章侯又七八年，安有预知诗之为讽乎？知之将根究之，而豫章父子，韩国诸雏之难免，又岂待十年以后及胡案之发哉！故谓诗之有为而作与因诗而死，尤文人不幸，耳食难辞，非特为贤守著文之招忌。令人信而疑，疑而信，旷代而感喟也。”高启显然没有特异功能，他不可能预知十余年后胡、李子侄淫乱宫闱并事发身死之事。看来说《宫女图》诗有暗讽宫禁之意，缺乏证据支撑；高启因诗招忌而身死的推论，更是站不住脚了。那么此诗到底有何指向？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曾考证，高启诗集中又有一首《题画犬》诗云：“独儿初长尾茸茸，行响金铃细草中。莫向瑶阶吠人影，羊车夜半出深宫。”两首诗寓意相近，又系同时之作。看来指向亦应相同，都是讽刺庚申君(元顺帝)而作。朱彝尊还举例道，高启又作《楚宫词》《秦宫词》《魏宫词》等，其中以《吴宫词》为最佳：“芙蓉水殿屜廊东，白苧秋来不耐风。教得君王长相醉，月明歌舞在舟中。”高启这些宫词，以暗刺历史人物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诗才，不会也不可能触及到朱元璋的宫掖之事。看来所有牵强之说，大抵均为后世附会之谈也！至于高启辞官不就之事，也颇有值得研玩之处。通常说法是，高启自陈年少不堪当重任。然而这时的高启已经三十有五，传统认为三十而立，此时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年少之谈从何而起？或谓高启乃文学之士，不谙理财，不应授予户部侍郎之职，当擢为翰林院学士或供职于礼部，这种说法更是牵强。倘是如此，高启大可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想法，亦不必一走了之。笔者以为，高启辞官与其惊惧于当时微妙的政治气氛有关。这可以从高启的诗文中，看出某些端倪。
　　高启本来是一个慷慨豪迈之士，有纵横才略。他在诗《赠薛相士》中曰：“我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顾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即使是在隐居青丘之时，他也经常“登高望远，抚时怀古，其言多激烈慷慨”。入明后，高启为全国重新统一而感到高兴，他为新王朝大唱赞歌。比如那首非常有名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诗，其结尾云：“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穆陵行》又云：“幸逢中国真龙飞，一函雨露江南归。”这些语句，不能简单地视为应景之作，应有较大的真实成份在内。以此论之，随之高启产生了积极的入世念头就不奇怪了。洪武二年(1369)，高启受诏入京修《元史》，将辞家时所作《召修<元史>将赴京师别内》诗中欣欣而言：“宴安圣所戒，胡为守蓬茨？我志愿裨国，有遂幸在斯！”非但如此，他还积极勉励有才能的朋友出仕。如“北郭十友”之一余尧臣调为新郑簿时，高启作《答余新郑》诗云：“幸逢昌期勿自弃，愿更努力修嘉名。”
　　然而入京后，敏感的高启很快就感觉到巨大的政治压力。朱元璋攻破苏州后，对吴中官属和富豪大加挞伐，这其中就有高启最亲密的亲人和朋友。当这些亲朋故旧一个个在他面前贾祸时，高启的内心决不可能无动于衷。此外，朱元璋对江浙文人一向抱有怀疑之心。虽然当时大规模的文字狱尚未兴起，但士子无辜罹难的消息仍不绝于耳。〔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 《明初文字之祸》(第466页。 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中，枚举了朱元璋时各种文字狱案件。 美籍华裔学者陈学霖撰《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一文(《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对洪武时期文字狱的史料进行多方考证。认为谬误失实，不可轻信为真。“但以史料缺乏，亦难断定并无其事。然以情理度之，此辈儒生，若果真以干忤文字忌讳被诛，其原因不在赵瓯北(赵翼)所言明太祖‘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而可能系涉及政治事件”。诚哉斯言！〕洪武七年就有人建言曰：“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之一二。”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高启的干云之志早已破灭。他能做的，惟有在依附与疏离的夹缝中寻求尊严与独立。即便如此，京城也提供不出这有限的政治生存空间。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高启选择了逃离。在高启后期的诗文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他那惶恐避世的心态，以及对自身命运不定与无助的感觉。最有代表的就是那两篇奇文──《槎轩记》与《志梦》。《槎轩记》有云：
　　槎虽寄于水，而无求于水；水虽能使槎，而无意于槎。其飘然而行，泊然而滞，随所遭水之势尔。水盖未尝有爱恶于槎，槎亦不知有德怨于水也。人之生而系命于天者，亦何异是哉？夫林林而立者皆人也，而有贵为王公，有贱为舆隶，有富有千驷，有贫不能饱一箪，亦有一人之身而始困终亨。前兴后仆变迁无常而不齐者，非天孰使之然？天虽使之，而岂有意哉？磅礴絪緼厚薄，随其所得，与人漠然，而人自不能违尔！世之不安于天者，乃疲智力以营所欲，悲失喜得，而卒不知得失之不在己也，非惑欤！此予所以有感于槎，而取以名轩也。且子又不观夫水与天乎？其奔渟也随地形而成，其旋运也乘气机而动，二者尤不能自任，而况槎与人乎？若予，天地间一槎也，其行也正。往者既知之矣，来者吾何所记哉？亦安乎天而已矣。
　　该文作于洪武六年(1373)秋九月，离他罹难时间正好一年，正是高启辞官时及其以后三年间心态的真实写照。诗人以槎自况，非常形象独特。槎木，本为无情之物，在大海中随波逐流，它不能决定自己的行止，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大海代表无常的威权，则槎木便成了随时有可能被吞没的诗人自身。这里的槎木被赋予了飘荡不定与惶恐无助的艺术形象，作于洪武三年。高启辞官当年的《志梦》则更为奇特，文中叙及作者、谢徽及谢徽母亲各做了一个梦，并分别与高、谢二人辞官、受金及还家之事一一印证。诗人相信，在现实之上必定有冥冥力量存在，它万能地控制着现实的人和事。人在既定的命运面前只能屈服，而无任何逃脱的希望。“是知凡得丧之数，固皆定于冥冥，而无能逃焉者矣！”这种宿命意识叠和上述那种不定与无助的心理，加剧了诗人对周围物事的猜疑。诗人曾有一颗激荡敏感的心灵，有一份兼济天下的美好政治抱负，然而这一切在朱元璋的政治威权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在事君尧舜的荣耀与践踏尊严的苟且之间，诗人本能地怀疑起周围的一切存在。带着惶恐无助的心态，他决定逃离。笔者以为，这才是高启辞官的真正原因。二
　　如果说高启辞官仅仅让朱元璋心生不悦的话，那么高启在“魏观案”中所作的《上梁文》则可视为其一纸催命符。
　　“魏观案”又称“魏观之狱”，指洪武七年苏州知府魏观与文人高启、王彝以“浚河扰民”与“修府治兴既灭之基”之罪遭诛一事。魏观(1305～1374)，字杞山，蒲圻(今湖北省蒲圻县)人，元末隐居，“读书勤苦不辍，倜傥有治材”。朱元璋下武昌时授国子助教，再迁浙江按察司佥事、两淮都转运使，后入为起居注，与吴琳以币帛求遗贤于四方。洪武初，侍太子读书，授诸王经，举荐天下遗才且多被擢用，宠信冠于同僚。洪武三年(1370)，进太常卿考订祭祀典礼，“称旨，改侍读学士，寻迁祭酒……旋召为礼部主事”。在他66岁那年，“以衰耄乞归，赐参政俸。优赡于家。既行，复召还，与詹同、宋濂赐宴奉天门，命各赋诗以纪其事”。由此可知，魏观算得上是一位深受朱元璋信任的老臣了。洪武五年在廷臣的荐举下，魏观出任苏州知府。先是，前任知府陈宁为人苛刻，“征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呼之为‘陈烙铁’”。魏观到任后，惩陈宁苛酷之弊，以宽厚为政，明教化、正风俗；延揽人才，建黉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诚与教授贡颍之定学仪，引王彝、高启、张羽订经史，举耆民周寿谊、杨茂、林文友行乡饮酒礼。政化大行，课绩为天下先。第二年魏观被擢升为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将行未行之际，苏州百姓上文乞留。朱元璋也认为苏州大郡难其代，遂命观复知。于是，魏观又得以留任。魏观知苏州政绩赫然，这固然与其品行、才干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当地民众特别是文人的大力支持。史称魏观“学问富而德行修，践扬中外”。以礼乐教化讽行吴中，政治作风开明，吴中文人对他亦心悦诚服，乐为驱使。然而就在这官民一体、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下，“魏观案”事发。关于“魏观案”的缘起有多种版本，试举下述二者：汪端《明三十家诗选·高启小传》云：“洪武七年，观以张氏(张士诚)据旧府治为宫。今治湫溢，因按故址徙之。吴地多水患，复浚锦帆泾以资民利。指挥蔡本与观有隙，为飞语上闻，帝使御史张度觇之。度险人也，诬观兴既灭之基，有异图，遂被诛。季迪尝为观撰《府治上梁文》，度目以党，帝怒，并逮至京论死，年三十九。”语甚简略，不过大致情形叙述甚明。杨循吉《吴中故语》的记载较为客观：“苏州郡治，本在城之中心，僭周称国，遂以为宫，颇为壮丽。元有都水行司在胥门内，乃迁治焉。及士诚被俘，悉纵煨焰为荒墟……(魏观)因署隘，按旧地而徙之，正当伪宫废址。初，城中有一港曰“锦帆泾”，久已堙塞，亦通之。时吴帅右列方张，乃为飞言上闻云：‘观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上使御史张度觇焉。度一狡狯人，至郡，则伪为役人，执搬运之劳，杂事其中。斧斤工毕，择吉构架，观以亲劳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独谢不饮。是日，高启为《上梁文》……至是，御史还奏，观与启并得罪。前工尽辍，郡治犹仍都水司之旧。”上述文章，均提及魏观是因浚河道与修府治事而得罪吴帅蔡本的。吴帅谗言魏观有不轨之心，冤狱遂成。然而从常理推论，这种说法有诸多站不住脚的地方：首先，姑且不论一个行将古稀的老人是否有造反的可能与必要，单是考虑到魏观乃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儒，且其军事行动完全受制于苏州卫指挥使，朱元璋就可对蔡本的告发嗤之以鼻。其次，魏观早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新政权并无二心，朱元璋亦曾多次对他的政绩进行褒奖，他断不会怀疑魏观的忠心。还有，强加给魏观的罪名亦难以服众，开浚堙塞已久的锦帆泾，本是利国利民之举，即使稍有民怨，也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而修葺张士诚的宫邸作为府衙，也是旧物利用，和“心有异图”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实，这里真正让朱元璋心生歹念的，倒不是魏观，而是进《上梁文》的高启。
　　高启在南京时，便是魏观的属官，两人互相赏识，结为忘年交。魏观到苏州后，特意把高启一家搬到城中夏侯里居住，与启朝夕聚谈欢酌。洪武七年，魏观在张士诚旧邸基础上修建府衙，上梁时，依照风俗举行祷祝仪式，高启呈诗文以贺。其中有一首诗《郡治上梁》云：“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升贯日红。欲与龙廷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高青丘集》卷一五，第657页。 按：该诗中“龙廷”，典出自司马光诗“朱节耀龙廷”；“黄堂”源于《姑苏志》：“苏州府治，春申君之子所建，因数失火，涂以雄黄，故名。”明开国后，以黄色为皇家本色，民间禁用。“黄堂”与“龙廷”遂成为皇室禁脔，高启诗中以为府衙堪与相比，确有犯忌嫌疑。〕单从诗文角度而言，此诗写得气势磅礴，借赞扬苏州府第大梁之机，称颂郡守魏观真为国家栋梁之材。然而此诗过分夸耀府衙可“广庇”民庶，堪与“龙廷”、“黄堂”比胜，焉知不会触动朱元璋嫉恨宿敌张士诚的那根敏感的神经？《上梁文》今已不存，据支伟成《吴王张士诚载记》卷三称，其中有“龙盘虎踞”四字。“明祖遣御史廉得其迹，大怒。遂执观械启，并执于法死”。
　　“龙盘虎踞”又作“龙蟠虎踞”，多用以形容地势雄壮险要之地，一般特指南京。谋士冯国用就曾以“金陵龙蟠虎踞，真帝王之都”为由，建议朱元璋攻占南京，并定都于此。高启诗《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亦曾盛赞金陵“钟山如龙”。现今高启竟敢称赞昔日宿敌张士诚的治所为“龙盘虎踞”，这在朱元璋看来无疑是谋反的证据。新仇加上旧怨，高启真是不死也难，只可惜倒霉的魏观与王彝一起做了冤死鬼。金檀《高青丘年谱》载魏观被诛后，“帝亦寻悔，命归葬”，“黔国沐公、杨玺卿、彭少保、廖春坊序观遗集曰《蒲山牧唱》，俱言观陷于诬，诏以礼葬祭，诸王为哀赙”。大概朱元璋也意识到魏观的忠心与冤枉，很快就为之雪冤。然而，他始终不提高启之曲，实则是对高启的怨恨之心一直未消的缘故。三
　　朱元璋除掉高启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藉之警告那些不与新王朝合作的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明太祖开始大兴文祸，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不与新王朝合作的士子。在元朝与张士诚统治期间，江南读书人着实过了一段优游逍遥的时光。为了稳定在江南统治，元政府多用怀柔笼络策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政令疏阔，轻徭薄赋。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中书省臣上书言：“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后，一切未征。”语气可能有点夸张，但当时统治者笼络江南地主的“轻徭薄赋”政策，应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潘耒评述道：“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其二，拉拢江南士子参政。元代科举取士制度并不正常，终元之世，江南登进士者，也不过十九人，他们参与元政权的方式是走吏治这条路。
　　方孝孺说：“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出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多屈为吏。”这些由士而吏之人，大都“忠厚洁廉，宽于用法”；他们在江南官吏中，所占比例大约十之二三。考虑到元朝政权的特殊性质，这个比例应该不算低。元统治者，对江浙士子的怀柔与笼络策略，是相当成功的。士子们除少数参与元政权外，大多数人因衣食无忧，过着恬然自适的悠闲生活，似乎完全忘记了国家政权是由异族人把持的这一事实。刘基后来回忆，当时海内无事，“士大夫安享富贵而养功名，文人雅士渲染太平，歌舞升平，极尽侈糜之能事”，甚至“上下相蒙，政以贿成”。以致明朝开国后，士子们对元政府的仁泽仍感怀不已。〔如参加了朱元璋政权的宋濂，致仕后，多次在著述中表达了这种心情。他在为文人危素所作的墓志铭中，悉用至正纪元，不用干支。如其中“(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元顺帝北奔”之语即大有深意。按至正二十八年(1368)是洪武元年，宋濂不奉正朔，实则是江南士子不满朱明政权、怀念元朝的一种隐晦反映。(宋濂：《宋学士文集·芝园后集》卷九《故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危公新墓碑铭》第5页，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版)钱穆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一文中亦谈及此问题。他对明初陈旅、欧阳元、刘基等人在为《宋学士集》作序中称元为本朝感到不解，认为“明初诸臣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这里的“诸臣”主要指江南士子。(《新亚学报》第6卷第2期。1964年)〕
　　元末群雄纷起，江南地区动乱亦迭出不穷。士子们的悠闲自得一去不复返矣！他们面对新政权，首先要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率先占据苏州城的是张士诚。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据有吴浙，僭王自立。张士诚虽系贩盐出身，但他基本上继承了元代笼络江南士子的政策。一些士子参加或表示拥护张吴政权，这其中就包括了高启的好友戴良与王逢。然而，他们很快就因张士诚的举措乖张而失望了，尤其是，当大诗人杨维桢对张士诚顺逆成败的劝谏遭拒绝后，江南士子纷纷离开了张吴政权。张士诚据吴虽不能完全实现士子们的政治理想，但他能保境息民，对士子“开宾贤馆以礼羁寓”，使得“一时士人被难择地，视东南若归”。因而当1366年11月朱元璋军攻打平江城时，遭到城中军民的顽强抵抗。当时，“城中木石俱尽，至拆祠庙、民居为石包具”，可见当时张士诚还是很得吴中居民之心的。城陷之后，朱元璋为示报复，下令将张士诚官属及杭州、湖州、嘉兴、松江等府官吏家属与外郡流寓之民二十余万押解至京，同时为彻底铲除张士诚余孽，惩戒那些曾经归附敌对政权的苏州百姓，朱元璋对苏松地区格外加赋。〔学术界对苏松重赋问题至今仍争讼不已。有谓朱元璋怒吴民附张士诚以惩一时之顽者，有谓江南重赋是由于朱元璋打击豪强地主所造成的，有谓江南重赋乃宋元时期该地区本已重者，有谓该地区明代官田甚多，官田本身必然重赋，还有谓苏松重赋是由于当地经济繁荣的必然结果。因事非关本文主旨，不再展开。本文赞同郑克晟先生的苏松重赋出于朱元璋报复说。详见郑克晟《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南开学报》2001年第6期 )一文。〕
　　此外，朱元璋还视苏州为要害之地，设苏州卫指挥使司，派心腹驻重兵于此。即便如此，朱元璋对苏州仍然放心不下。这可从洪武年间苏州知府频繁的人事变动中看出来：朱元璋称帝三十一年，苏州知府竟换了三十人，他对苏州官吏的警觉甚至达到神经质地步。朱彝尊曾做过统计：“考洪武中，苏守三十人，左谪者吴懋，坐事去者何异、张亨，被逮者王暄、丁士梅、汤德、石梅、王绎、陈彦昌、张冠、黄彦端，坐赃黥面者王文，而子尚与魏杞山皆坐法死。当时领郡者，亦不易矣！”朱元璋也曾试图通过拉拢江南士子方式来稳定其在江南的统治。依照易代修史惯例，洪武二年，他征召大量江南文人参与编纂《元史》，同时命人持重金延揽四方人才。可惜朱元璋的这些举措，在江南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江南士子始终心怀旧主，甚至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对朱明政权的不满。如学者戴良因见恢复元室无望，隐居浙江四明山，并以老病为由固辞朱元璋礼聘；他与一群耆旧故老以“宴集为乐”，“酒酣赋诗，击节歌咏，闻者以为有《黍离》《麦秀》之遗音焉”，抒发着对朱明政权的不满。陈基修完《元史》后，仍作诗深怀张吴政权，痛诋朱元璋：“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问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这里的“楚公”，即士诚弟士德；寇，即明太祖也。大诗人杨维桢，见到明使者奉币诣门，干脆说：“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与高启一同被害的王彝，也曾预修《元史》，书成被荐入翰林院，但他与高启一样不愿做官，以母老乞归。本来明太祖的门第出身与发迹历史，就使得其与士子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心理裂痕；而江南士子的这种刻意不合作的态度，则更加深了这道裂痕。此外，以军功发迹的淮西勋贵，对朱元璋大张旗鼓地征辟儒生、兴科举、办学校、锐意文治的做法看着很不舒服，觉得凭空便宜了这些读书人。他们不断地挑唆离间，对朱元璋决意将屠刀举向江南士子也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魏观、高启和王彝生不逢时，成了洪武初年众多文祸中的第一批刀下鬼。
　　高启被腰斩的噩耗传出后，天下读书人多惜其才气而悼其冤屈。徐贲、杨基、张羽、王行、戴良、王逢等吴中文人，对高启的不幸遭遇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从《高青丘集》第1012～1020页《附录》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们哀悼的诗文，其中不难发现江南士子对自身频遭厄运的愤懑、压抑的心态以及对朱元璋高压政策的抵触情绪。朱元璋对士子们的这些心态与情绪自然不会熟视无睹，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改变以往命人持币帛礼聘士人的做法，直接出言威胁：若不与我合作，必将斧钺相加。避居上海的大名府名士秦裕伯、浙江临海县文人陶凯受此威胁只得乖乖就范。而那些推脱不至的往往身遭不测，“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朱元璋还特地在刑书《大诰》中设置科目，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则“诛其身而没其家”。
　　综上所述，诗人高启之死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虽说其诗作《宫女图》暗讽宫闱密事缺乏有力证据，但他在政治威权面前的惶恐无助的心态作用下的逃避宦途的行为，已经被明太祖视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举措。“魏观案”事发后，高启的诗文又进一步触动了朱元璋那根嫉恨宿敌张士诚收买人心的神经，为了警告那些仍然感怀于元朝与张士诚政权仁泽的江南士子，朱元璋不惜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文字狱案件。然而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高启死难后，朱元璋逐步开始大兴文祸，用暴力手段打击对新王朝持抵触情绪的江南士子。就此而言，高启等人是明初文字狱的第一批受害者，高启之死拉开了明初江南众多文祸的序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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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 199年7。
　　[7]宋濂等，元史：卷一六，世祖本纪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76年。
　　[8]陆耀辑，切问斋文抄：卷一五，道光甲申刻本。
　　[9]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二，林君墓表，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
　　[10]刘基，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卷五，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
　　[1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
　　[12]赵友同，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九灵山房集：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
　　[13]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北京：浙江公会1921年影印本。
　　(本文成稿惠蒙陈群博士之指导。谨谢之。)
　　(原作者吴士勇：历史学硕士。淮阴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讲师。)
　　收稿日期 2005-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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