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学性情论

作者 查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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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的诗学自然性情论出发，他认为诗是诗人“一时自然之趣”：

　　诗本出情性，哀乐俯仰，各尽其兴。后之为诗者，锻炼夺其天成，删改失其初意，欣悲远而变化非矣。人间好语，无非悠然自得于幽闲之表，而留意于兹事者，仅以为禽犊之资，此诗气之所以不畅也。①

　　这一观点，包含了他对以往许多诗学主张的批判：他认为诗是诗人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诗的抒情应该是自由的、自然的、随意挥写的，只有“哀乐俯仰，各尽其兴”，才能写出真诗，才能见出真情，也才能表现出诗人的个性。所以，他对宋代文人于“常料格外，不敢别写物色；轻愁浅笑，不复可道性情②”的诗极不赞赏。这所谓“常料格外”的“常”和“格”，对诗人的束缚是极大的，比如传统诗教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等，刘将孙大声疾呼要突破这些“常”、打破这些“格”，要用非“常”之“料”(“料”即诗之内容、用事等)，抒“格”外之情。这无疑是对儒家传统诗教的反叛。打破这些束缚后，抒情应遵循自然的法则，他称这种自然之趣为“天”、“天成”、“天趣”。他以鹤鸣九皋比诗，说：

　　九皋者，幽闲深远处也，而鹤则乐之。……岂非去人愈远，于世若疏，其声之不可闻，而天者遂与之一？此远而彼近也，此疏而彼密也，而非耳目间意也。……若夫感赏于风露之味，畅适于无人之野，其鸣也，非以为人媚；其闻也，非其意。而得之缥缈者，无不回首萧然，虽肉食之鄙夫，筝笛之聋耳，将亦意消而神愧，则惟九皋之鹤声为然。……人声之精者为言，言之又精者为诗。使其翩翩也皆如鹤，其诗之矫矫也如其鸣于九皋，将人欲闻而不可得闻。诗至是，始可言趣耳。夫诗者，所以自乐吾之性情也，而岂观美自鬻之技哉！欣悲感发，得之油然者有浅深，而写之适然者有浓淡。志尚高则必不可凡，世味薄则必不可俗。……宜其超然尘埃混浊之外，非复喧啾之所可匹侪。凡学诗者，必不可以无此意也。③

　　这段引文也涉及他诗学自然性情论的又一主张：诗是非功利的，它只是“自乐吾之性情”。他特别反对以诗为发身之具的个人功利目的。在上段引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他反对以诗为“禽犊之资”④。唐宋人往往以诗为进身之具，这在当时也是正常的，但刘将孙认为，那不符合诗性精神。就诗意的获取说，它只是诗人“一时自然之趣”，得之油然，写之适然，是人的自然之情与天地自然之趣的融合，人与自然为一，诗则不知其所以然而得之；就其功用说，它也只能是“自乐吾之性情”，如果一定要写诗献给他人，那便不能随个人“天趣”而发，如此写诗，结果是“诗气”不“畅”，当然难得有好诗。诗要得性情之真，就要消除一切世俗之想，排除所有功利目的，回归自然，回归本心，恢复最原始的诗性精神。文学的目的，只是“自乐吾之性情”，不为“观美自鬻之技”，更不“以为人媚”。如此才能气畅诗畅，才有真正的艺术。刘将孙在那个时代，提出如此超尘出俗的文学思想，应该说是了不起的，当然也是有很高价值的。刘将孙的“自乐性情”与传统儒学提倡的具有道德风化意义的“优化性情”，与理学家带有自我道德体验自律意义的“涵养性情”，都是绝对不同的，它不是道德的而是审美的，它是不加修饰而纯任自然的，它是在自然中、融入自然、完全本色的，它是非功利的、自在的，它是无所拘束的，是心灵自由的纯真表述。所以，“自乐性情”的性情论，既是对道德功利性的性情说的反叛，也不致走向六朝“性情”说的滥情。

　　刘将孙的自然性情论认为，艺术必须符合自然的法则，这自然的法则就是“天者”，在“天者”面前，人为的东西显得非常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盖尝窃观于古今斯文之作，惟得于天者不可及。得于天者，不矫厉而高，不浚凿而深，不斵削而奇，不锻炼而精。若人之所为，高者虚，深者芜，奇者怪，精者苦。三千年间，惟韩、欧、苏独行而无并。两汉以来，六朝南北，盛唐名家，岂不称雄一时？而竟莫之传者，天分浅而人力胜也。⑤

　　他从风格论的角度，进一步阐发了他纯任自然的性情论。诗道性情，得天趣，才有生命，有灵性，才是活的艺术。如果扼杀了诗的性情，不管这种扼杀是因过分地讲究技巧，蹈袭常格，还是扼杀于道理与学问，也就扼杀了诗的生命，缺乏趣味，也便不再是艺术，诗也就可以不作了。总之，是要任“天分”而不要凭“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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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① 《养吾斋集》卷九《本此诗序》。
　　② 《养吾斋集》卷十一《黄公诲诗序》。
　　③ 《养吾斋集》卷十《九皋诗集序》。
　　④ 《荀子·劝学》云：“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唐杨倞注：“禽犊，馈献之物也。”
　　⑤ 《养吾斋集》卷十一《须溪先生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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