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学性情论

作者 查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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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曰：“诗在山巅水涯、人情物态，故纸上踵袭非诗。”暇日率子弟徜徉临眺，仰掇俯拾，无不可诵。然后戒以语忌俗，意忌陈，调忌卑，味忌短，少者不可使多，难者不可使近。得之悠然，挹之渊然，而诗在是矣。①

　　他认为，诗乃诗人性情之感发，“得之悠然，挹之渊然”，是纯心灵的直观感悟，而不是学问的表现或理性的表达，“纸上踵袭非诗”，所以他主张学诗应学《诗经》至唐诗中那些优游不迫、可以感发人意的诗篇。这显然包含了对宋诗的否定。

　　元人倡导“性情”，提倡唐音，否定宋诗。他们所否定的，不仅仅是江西诗和理学诗，也包括高唱性情的“四灵”诗和江湖诗。在元人看来，“四灵”和江湖诗的“敛情约性”、“轻愁浅笑”，也不符合“吟咏性情”的要求，“四灵”、江湖诗对技巧的追求，由其追求而造成的气格卑弱，也是缺乏性情的表现。南宋叶适对“四灵”的特点有这样的表述：“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②”元人刘将孙对宋诗的批判就既针对江西派，也针对晚唐派，他说：

　　盖余尝怃然于世之论诗者也。标江西竞宗支，尊晚唐过风雅，高者诡《选》体如删前，缀袭熟字，枝蔓类景，轧屈短调，动如夜半传衣，步三尺不可过。至韩、苏名家，放为大言概之曰：“是文人之诗也。”于是常料格外，不敢别写物色；轻愁浅笑，不复可道性情。③

　　在他看来，江西诗与晚唐诗，虽然追求不同，风格有别，但“不复可道性情”是一样的。刘将孙是元代以性情论诗的突出代表，他对宋诗的批判，也常常从“性情”论出发。他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宋末学晚唐的“四灵”和江湖。如他说：“余谓诗入对偶，特近体不得不尔。发乎情性，浅深疏密，各自极其中之所欲言。若必两两而并，若‘花红’‘柳绿’、‘江山’‘水石’，斤斤为格律，此岂复有情性哉？④”就是针对晚唐诗派的。他在为其父刘辰翁之文集写的序中说：“词章翰墨，自先生而后，知大家数，笔力情性，尽扫江湖晚唐锢习之陋。⑤”与刘将孙趣味和主张最为接近的赵文，也是诗学“性情”论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情性”是诗之“天”，他也抨击江湖一派，说：

　　江湖者，富贵利达之求而饥寒之务去，役役而不休者也。其形不全而神伤矣，而又拘拘于声韵，规规于格体，雕锼以为工，幻怪以为奇，诗未成而诗之天去矣。⑥

　　元人普遍以性情论诗，这本身就标志了诗学的走向：它要在宋代诗学对唐诗的否定之后，否定宋诗而向唐诗回归。当然，这一回归，是在宋诗基础上的回归。

　　“吟咏性情”成为元代诗学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但正如“吟咏性情”本身就歧义纷呈一样，“性情”或“情性”这一概念，在元代诗学文献中，其含义也是复杂的。在元代诗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性情论和张扬个性的性情论，同时也有道学家的性情论和标举治世之音的性情论。


　　三、“一时自然之趣”与“自乐性情”：自然性情论

　　在元人诗学“性情”论中，自然性情论是较有价值的。其最重要的代表论者是元初人刘将孙。刘将孙认为，诗之价值，就在于它发自人的性情，诗因此不仅被普通人看重，也被先圣先贤看重：“文章犹小技，何况诗云云。沛然本情性，以是列之经。⑦”所以，他论诗特别重“性情”，“性情”一语，是他诗学主张的一个纲领,这一纲领，统摄着他一整套诗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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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① 《麟原文集》前集卷五。
　　② 《水心文集》卷二十九《题刘潜夫南岳诗稿》。
　　③ 《养吾斋集》卷十一《黄公诲诗序》。
　　④ 《养吾斋集》卷十一《胡以实诗词序》。
　　⑤ 《养吾斋集》卷十一《须溪先生集序》。
　　⑥ 《青山集》卷一《萧汉杰青原樵唱序》。
　　⑦ 《养吾斋集》卷一《感遇》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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